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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清初文人的“游走”及其文學世界建構
              2024-04-04 01:59:17

                作者:于金苗(黑龍江大學講師)

                文人之“游”是游走中國古代重要的社會文化現象之一。伴隨著“游走”,清初其文形式多樣的文人文學創作活動相伴而生,而經歷鼎革的學世清初(順治元年至康熙中期)更具獨特性。輿圖換稿的界建現實激生出一大批“不安于居”、游走四方的游走文人,他們以游為隱、清初其文借游謀食、文人因游求道,學世也進行了圖謀“復明”、界建祭奠山水或結交英豪等活動,游走其“游走”所構筑的清初其文文學世界也因之發生變化。誠如魏禧所說:“游道廣而聲詩盛,文人近古以來未有過于今日。學世”(魏禧《江湖一客詩敘》)游走讓文人得江山之助,界建創作了大量山水、投謁、送別、唱和詩,即便他們代幕主撰寫文章、奏疏、信札等,也助力于清代駢文的復興。其中所飽含的心境、動機、境遇與前代迥異,促成了諸多文壇“新質”的生成,而諸如編纂、評點詩詞文集對文壇風氣的轉移,流人文學興盛等,更帶來了士人人生選擇和治生方式的復雜化,構成審視作為文學主體的“人”的特殊史料。

                “游走”的復雜面向與人生選擇

                因明清易代,文人“游走”的動機更為多元,呈現出復雜的人生選擇面向。他們登山赴水,與自然為友,甚而苦游、窮游,以“浪跡”行為自虐自苦。顧炎武曾在“游”中數謁明孝陵以“尋求悲壯”,行走邊塞以勘察輿地,復國之意味不言自明。還有文人以“游”來聯絡聲氣,互通消息,鄭成功北上與張煌言合兵直逼金陵,就離不開魏耕、歸莊等人的游走聯絡。

                飽經喪亂的清初士人普遍貧困,其游走也多了一份紅塵苦味,似乎更“世俗”化。他們往往主動或被動打破“謀道不謀食”“憂道不憂貧”的人格堅守,“饑驅”成為游走的重要原因。江西易堂諸子因饑驅而游藝四方,蘇州計東亦因饑驅而浪游南北,學者陳確甚至表示“治生尤切于讀書”(陳確《學者以治生為本論》)。與此相關的“利達”之誘也是文人紛紛出游的真正動因,或流寓他鄉,或入幕為賓,或坐館為師。黃宗羲云:“慨然記甲子蹈東海之人,未幾已懷鉛槧入貴人之幕矣。不然,則索游而伺閽人之顏色者也?!保S宗羲《陸汝和七十壽序》)計東也說過:“往來京師幾二十年,見友人之得為幕府上客,揚揚盛車騎出國門者,不可勝數?!保ㄓ嫋|《贈韓燦之之浙江幕府序》)可見用世之志與謀身之需之于文人人生選擇的切要。游走,讓清初的游幕進一步職業化,擴大了士人的生存空間和治生路徑,也推動了地域間文人的流動與切磋。

                “游走”的休止符有時就是“流寓”。遍布鄉野與城市中的“流寓”現象在清初更加普遍,諸多結社、文會,常有流寓者的身影側身其間,長期游食異鄉的曾燦發現某次集會中“強半是流寓”。彼時江浙地區的文化繁盛,諸如淮安詩壇的崛起、揚州社集唱和的繁興等,多得益于流寓文人的引領,朱彝尊斷言“浙詞之盛,亦由僑居者為之助”(朱彝尊《魚計莊詞序》)??滴跏四辏?679)的博學鴻詞科促成眾多詩詞文曲大家匯聚京師,其中不少文人曾游走四方,或因入選為官而流寓北方,對南北文化的交融以及全國文化中心的日益北移作出了貢獻。

                “游走”與文壇新風尚

                “游走”帶來了中心城市與非中心城市的變化,也帶來了南北文化的充分交流。清初時期,諸多重要的文壇活動與風尚新變借由游走南北的文人通力完成。詩集編選活動如顧有孝《百名家英華》興起的宗唐風氣、吳之振《宋詩鈔》引領的宗宋趣尚等,都是南北文人共同參與的結果,借由游走與傳播,在江南與京師等地產生持續性影響,力掃詩壇積習,詩風一變而為宗唐抑或宗宋,以達到立論、存史與標榜聲氣的旨歸。此際,詩文主題征集活動亦興盛,文集結撰也隨之完成,其文學建構之功也往往有賴于文人的南北游走。他們利用詩文主題征集結識四方名流以獲聲名,與清初詞壇復興局面息息相關的詞集評點活動也來自這一風尚。詞作者與評點者在創作、理論與實踐上的多維互動,飽含著清詞中興的理論自覺,并輻射了南北文壇。

                游走文人生存、交往方式的變遷,也與文體形態發生交互性影響,促進了各類文學體式的繁盛。那些赫赫有名的文人時常會因請托而作文,較多者為銘狀墓表、傳記碑志、詩文序跋等。他們應約而完成的文章中有很多見解獨到的佳作,成為了解人物、文化、時代的重要文本來源,對清初古文新格局的形成起到強有力的促進作用。戲曲與小說則因文人的游走而得到了雅俗互構的機緣。清初戲曲與小說,實際與游走文人進入社會后目光真正向下密切相關,在內容上更關注下層、藝術上呈現雅俗互滲的傾向,洪昇《長生殿》、孔尚任《桃花扇》都具有作者游走南北、廣泛接觸社會而形成的這一特征。

                案獄激生中的“游走”與文人心態創作

                清初著名的科場案、通海案、哭廟案、奏銷案等大案成為文人行跡、文學趣尚的重要轉折點,并促興了清初的流人、游人文學。如身陷順治十四年(1657年)科場案的吳兆騫、方拱乾、方孝標、丁澎等皆被流放至東北,不幸遭遇和豐富閱歷為其創作提供了更為特殊的素材和多維的情思,助興了流人文學的成立。

                案獄給文人帶來的影響自然延伸到文學創作中,涉案士人在驚懼不安的同時,留下了各種或隱曲或直白的生動記述與表達?!皯n能傷人”(吳偉業《與冒辟疆書》)是屢經打擊文人的心態寫照,如多艷麗辭章的吳兆騫流戍后轉為偏尚激楚之音,本以艷情當行的彭孫遹詞風“率多悲壯”(李調元《雨村詞話》)。

                易代后的游走促生了文人生存空間的擴大,有利于其自我心性的塑造以及文學世界的建構,其中主動的地域、文化選擇所呈現的動機、背景、心理內容也更為豐富。要之,以游走文人的文學視界為紐帶,綰合政治局勢、地域空間、學術思想、士人活動、作品文本等多層面文化因素,在歷史圖景還原基礎上審視各種文學質素的互動關系,呈現文壇所構成的動態系統,是考察清初文壇生態和文人文化性格之成長的重要路徑,亦是檢視文壇理應重視的一個理論視角。

                《光明日報》(2023年10月30日?13版)

              (作者:產品中心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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